三问“朱伟现象” 酒业网红带的动千亿梦想？

　　在急剧分化时代，这些中低阶层的企业面临着被抛入谷底的隐忧，寻求"阶级跃升"的迫切心理，让其产生了以"越轨言论"博取热点与流量加以变现的动机。

　　2020年初入职贵州醇的朱伟，发表了一番"豪言壮语"，一年后彻底引爆行业，他个人瞬间成为酒业"现象级"热点。

　　这一幕，朱伟或早已料到，或者说，这是有意为之的布局之举。但是其"越轨言论"，在引发无数争议的与流量的同时，也将行业发展过程中隐藏的大问题一一揭露。

　　面对分化，越轨言论只为"阶级跃升"?

　　很多人认为朱伟的诸多"豪言"情有可原，毕竟在"网红经济"时代，通过种种远超常轨的言论与举动来吸引"流量"，意味着变现的巨大可能。

　　2020年2月14日，朱伟曾放话要在"十年创造2000亿市值酒企"，贵州醇的销售规划分别在三年、五年以及十年三个节点，依次实现40亿、80亿和300亿的销售目标。

　　彼时，贵州醇已经连亏八年，亏损额以亿计。其中2018年一年的亏损达到2000余万。从现实出发，贵州醇怎么看也不会在十年之内成为市值2000亿的酒企。

　　2021年2月12日，朱伟在个人平台发布"我的新年公开信"，宣布贵州醇2020年销售增长206%，扭转八年亏损，实现利税过亿，2021年节前40天销售增长245%。

　　秀出成绩，却被媒体讥为"贵州醇销售额成谜"--作为非上市企业，其真实数据外界很难查证。仅凭朱伟个人发布，难免有"以流量博热点"的嫌疑。

　　实际上，朱伟背后的贵州醇与枝江，在行业仅仅位列四、五线。在急剧分化时代，这些中低阶层的企业面临着被抛入谷底的隐忧，寻求"阶级跃升"的迫切心理，让其产生了以"越轨言论"博取热点与流量加以变现的动机。

　　2020年19家上市酒企三季报显示，有多达11家酒企营收同比负增长，10家酒企净利同比负增长。营收同比实现正增长的8家企业中，大多增幅均在20%以下。

　　上市酒企如此，其他酒企的状况也都类似。这意味着，年营收不足10亿元的诸多四、五线企业，面临着发展后劲不足、与优质企业差距越拉越大的现实状况。

　　统计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：2020年1-11月，全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数量为1040家，相比以前规上企业数量在不断减少，且亏损企业的数量在不断扩大。

　　如何在这上千家酒企之中脱颖而出，成为诸多四、五线企业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。很显然，朱伟在接手贵州醇后，选择了一条"网红经济"的路线。

　　凭借极强的个人风格与设定下的极为夸张的目标，朱伟成功引流，且有将巨大流量变现的操作：朱伟全资持有的江苏真年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成为了贵州醇酒业新增股东，这意味着朱伟个人品牌与贵州醇品牌直接实现了利益捆绑。

　　对贵州醇来说，伴随着流量的来袭与变现，这种被时代抛开的"焦虑感"或会减少，但是对于其他千百家位处四线、五线、六线、七线、八线的酒企来说，对处在"分化焦虑感"之中的90%的酒企来说，又要如何化解这种焦虑感呢?

　　家底是薄是厚，自爆如何服众?

　　不止是对营销目标的规划远高于实际，在对具体产品的设定上，朱伟同样通过"自爆家底"的方式，一秀旗下企业雄厚实力。

　　根据朱伟的公开信，其在接手贵州醇经营工作之后，时间给生产副总定了三个原则：不允许外购原酒，不允许外购香精香料，不允许外购酒精--朱伟表示："这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和立场，包括枝江，都要走传统粮食酿酒这条路。"

　　三不原则显然是基于对自身产能、尤其是酱酒产能的极度自信，而其后公布的贵州醇真年份"不加权、无添加，直接灌装所标注年份的原酒"的自设标准，同样是显示出对企业家底、尤其是酱香陈年基酒储量的自信--但是行业对其"家底"是否有如此丰厚却有不同看法。

　　据公开资料显示，从2012年到贵州醇被并购前，企业的最高年产量只有2700吨，最低年产量仅500吨，平均年产量2000吨。且此前一直以生产浓香型白酒为主，市面流通的主要产品也是浓香型白酒。

　　为此，业界质疑：从2008年到现在，到底积累了多少酱酒产能?

　　朱伟的回应很快来了，称：贵州醇2000年初开始酱香酒生产，目前最老的酱酒都是2008年以后的，企业在2020年只推出了真年份10年而没有推出15年、20年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浓香型酒企转型为酱香酒的有不少，包括郎酒，包括习酒，也包括贵州醇。身处贵州这么好的环境，不下定决心做大酱酒太可惜了……现在贵州醇酿酒生产80%以上都是酱酒……欢迎来自媒体的监督。

　　即便如此，业界仍在质疑：贵州醇2020年开始扩大酿酒产能，即便80%以上都在生产酱香型白酒，这样的产能与储能，又何以支撑其动辄千亿的梦想呢?

　　很显然，作为非上市企业，贵州醇对自身的经营状况、尤其是涉及商业机密的部分(例如陈年酱香基酒的储能、现有实际产能)等，并没有公开的义务。这让外界很难将朱伟个人自爆的"家底"与实际"家底"做准确比对。

　　但是，没有公开的义务，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"自由发挥"，基于商业伦理的考量，过度夸张的宣传，可以为涉事企业博取流量，创造出超越竞争对手的"形象分"，这显然有违公平竞争的基本准则。

　　在流量爆发的成功案例引导下，或将有更多的企业加入"自爆家底"的行列，也让行业竞争的重心，进一步偏离应有的品质与文化的常轨。

　　自设标准与行业惯例对撞，谁来辨是非?

　　"十年造就2000亿市值"的宏大目标震动业界，朱伟对贵州醇的产品设定，同样让业界为之咋舌。

　　"零添加、零、含量的真年份酒"--这种对于"真年份"的描述，颇为吻合大众对年份酒的理解，却与行业认知与行业标准相背离。

　　朱伟更直接宣称，"贵州醇拥有巨大的老酒资源储备……该系列产品特点在于采用年份老酒直接灌装，用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单一年份标注，不勾调，不加权，标注年份即为实际酿造年份。"

　　但"年份老酒直接灌装"的提法，被业界质疑"由于缺乏相应的理化指标检测，怕是连质检都过不去"。

　　从行业认知与通行做法来看，""、或谓"勾调"，是白酒工艺中不可缺少的一环，它不同于民间理解的"以食用酒精和水"，而是采用"以酒兑酒"的方式，用不同伦次、不同年份的基酒相调和，以此来呈现最佳的香味与口感。

　　"零"，显然在更迎合大众的同时，与行业做法渐行渐远。中国酒业协会在2019年4月制订颁布的《白酒年份酒团体标准》提及，所标注年份并非是基酒的最老年份，而是加权平均酒龄。

　　这种定义，很显然是基于白酒传统且通行的"勾调"工艺而来。

　　不论行业如何反对、如何质疑，朱伟对"真年份酒"的定义仍能逻辑自洽，且无限迎合消费者认知。实际上，此前行业"年份酒"泛滥，诸多只标注"年份"而无实质的产品，被大众从广为接纳到逐渐质疑，这种为了利益而生造概念的做法引发了市场的反噬。

　　正是在这种来自大众的反噬之下，行业开始有了回应--从酒业协会推出年份酒团体标准，到部分企业开始力推"真实年份"，且不论这个"真实年份"是否"真实"。

　　那么，企业个体标准与行业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之间，大众认知与行业认知之间，是否存在天然的鸿沟?如果有，谁来填补呢?

　　事实上，并无强制力的团体标准与企业自设标准之间，需要更为强力的"国家标准"来堵塞漏洞，将困扰消费者、引发行业分歧的种种乱象消弭于无形。